1930年，为满足日益扩大的读者需求量，邹韬奋又成立了“书报代办部”，专办读者服务业务，以后逐步发展成为在全国拥有分支店及办事处达五六十处之多的生活书店。

1931年9月26日，“九·一八事变”八天后，邹韬奋在《生活》周刊上报道这一事变。从这时候起，为宣传抗日，邹韬奋从没放下手中的笔。与此同时，他还利用《生活》周刊在读者中的影响力，组织为前线抗日将士捐款。他针对抗战的形势，屡屡批评国民党政府的妥协行为。他积极支持各地的爱国运动，并为十九路军等爱国志士筹集资金，奔走呼喊。《生活》周刊高举“抗日救国”的旗帜，成为以宣传团结抗战、谴责投降卖国为中心内容的舆论阵地。

1933年1月，邹韬奋加入宋庆龄、蔡元培、鲁迅等发起组织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并当选为执行委员。之后，他便积极投入到争取民众自由权利的民主运动中。他及《生活》周刊遭遇的迫害接踵而至。

1933年6月18日，爱国民主人士杨杏佛，被国民党蓝衣社特务暗杀，邹韬奋也名列黑名单。当年7月14日，邹韬奋前往欧洲，开始了他的第一次流亡生活。他先后考察了意大利、瑞士、法国、英国、德国、苏联和美国，搜集了大量宝贵材料，并就沿途中的所见所闻，作了许多心得笔记。在年底，《生活》周刊被国民党政府查封。经过漂流海外两年的实地考察和参观学习，邹韬奋的思想有了很大的进步和提高，逐步将立场、观点和方法转到马克思主义方面来。

1935年5月，发生了“新生事件”，国民党政府封闭了《新生》杂志，并逮捕了主编杜重远，邹韬奋对此深表不满。同年8月离开美国回到中国。回国后，邹韬奋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

1935年11月16日，他在上海创办了《大众生活》周刊。不久，“一二九运动”爆发，《大众生活》对这场如火如荼的抗日救亡运动给予了强有力的支援。邹韬奋在报刊上接连发表评论，痛斥国民党当局的卖国行径，并对学生的爱国救亡运动，进行大力宣传和热情支持。他高度赞扬了学生救亡运动：“这是大众运动的急先锋，民族解放前途的曙光！”他呼吁凡是确以民族解放斗争为前提的人们，应该“共同擎起民族解放斗争的大旗以血诚拥护学生救亡运动，推动全国大众的全盘的努力奋斗！”该刊因此受到广大民众的热烈欢迎，同年12月时销售量达到20万份，超过原来的《生活》周刊，打破当时中国杂志发行纪录。也是在12月，他又与沈钧儒、厉麟似等人，组织成立了上海文化界救国会，并当选为执行委员。

反动派对邹韬奋本人进行人身攻击，并严格限制《大众生活》，禁止它在各地发售及从邮局邮寄。他们还接连派出政坛说客，拉拢、利诱邹韬奋屈从就范。对此，邹韬奋明确表示：“不参加救亡运动则已，既参加救亡运动，必尽力站在最前线，个人生死早置度外。”

1936年2月29日，《大众生活》出至第16期，被国民党政府查封。邹韬奋于1936年3月出走上海，前往香港。为了能够公开发表抗战救国主张，传播各地信息，他到香港后不久，就开始和好友金仲华一起，着手筹办《生活日报》。经过几个月的日夜苦干，终于于6月7日出版了《生活日报》。在发刊词中，邹韬奋明确提出，“本报的两大目的是努力促进民族解放，积极推广大众文化”，力求“从民众的立场，反映全国民众在现阶段内最迫切的要求”。该报问世后，积极宣传抗战救亡思想，不到两月，影响所及甚远，有力地推动了西南的爱国救亡运动。但鉴于香港偏安一隅，地利不便，信息闭塞，邹韬奋遂根据读者要求，宣告从8月1日起移至上海出版。

1936年5月31日，邹韬奋、沈钧儒等响应中国共产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号召，在上海发起成立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发表了《团结御侮的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的联合声明，要求国民党政府停止内战，联合红军共同抗日。同年7月31日，邹韬奋和沈钧儒、陶行知、章乃器等四人联名发表《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的公开信，进一步阐发了救国会的抗敌救国主张。文中分析了国内形势，指出国难当头之际，全国各党派各方面，应该停止纷争，“共同联合起来抗日救国”。他们特别对共产党提出的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表示赞同，呼吁蒋介石及国民党政府，“应该赶快起来促成救亡联合阵线的建立，应该赶快消灭过去的成见，联合各党各派，为抗日救国而共同奋斗。”该信对抗日救亡联合战线的建立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同年8月份，移至上海的《生活日报》，因国民党政府的种种干涉而未能复刊。邹韬奋便根据实际情况，将该刊副刊“星期增刊”复刊，并加以扩充，更名为《生活星期刊》，继续在上海高举抗日救亡的大旗，支持各地的抗日爱国运动。

1936年11月22日深夜，国民党政府以“危害民国”罪，逮捕了邹韬奋和救国会的其他领导人沈钧儒、李公朴、沙千里、史良、章乃器、王造时共七人，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七君子事件”。国民党的倒行逆施，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怒和不平，各地纷纷组织游行、集会等活动，声讨国民党政府，强烈要求释放关押入狱的7位爱国人士。在243天的狱中生活里，邹韬奋始终以一个坚强的爱国民主战士的姿态，同反动派针锋相对，“战而不屈”，表现出无畏的革命风范及英勇的斗争精神。

1937年“七七事变”后，在全国人民的强大压力下，7月31日，国民党当局不得不将邹韬奋等7人释放出狱。面对国人的支持和努力，邹韬奋心里十分感动，他由衷地表示：“我们报答之道，只有更努力于救国运动，更致力于大众谋福利的工作。”

同年8月19日，邹韬奋在上海创办了《抗战》三日刊，次年7月该刊与柳湜主编的《全民》周刊合并，更名为《全民抗战》三日刊。为了满足全国各界朋友的爱国民主要求，他还先后出版了《全民抗战》战地版五日刊和《全民抗战》通俗版周刊，在上海出版了《抗战画报》六日刊。这些刊物均以宣传抗战救国，争取民主权利为中心内容，波及范围之广，影响力之大，在当时均属罕见。《全民抗战》销售量突破30万份，居全国刊物发行量之冠，鼓舞了抗击日本法西斯的斗志，有力地推动了爱国民主运动的发展。同年12月下旬，在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会见周恩来。

1939年4月起，国民党当局陆续对生活书店分店进行封闭或迫令停业；所出图书，一律禁止或没收，甚至连经过审查及在内政部注册的，也无一例外。到民国三十年（1941年）2月，除重庆分店外，生活书店在国统区内的50余家分店全被封闭，所有职工均被逮捕或遣散。邹韬奋对此怒不可遏，接连向国民党政府提出强烈抗议。

1941年2月15日，在第二届国民参政会第一次会议行将开幕之际，邹韬奋愤然辞去国民参政员之职，秘密离开重庆，辗转抵达香港，决心“愿以光明磊落的辞职行动，唤起国人对于政治改革的深刻注意与推进”。邹韬奋到达香港后，更积极致力于政治活动，为实现民主政治奔走呼喊，他对于阴谋出卖国家，破坏抗战之恶势力，“则一息尚存，誓当与之奋斗到底”，表现了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和誓与恶势力斗争到底的决心。

1941年5月17日，邹韬奋在香港重办《大众生活》。在复刊词中，他大声疾呼：“摆在全国人民面前的紧急问题，就是如何使分裂的危机根本消灭，巩固团结统一，建立民主政治，由而使抗战坚持到底，以达到最后的胜利。”该刊发行后，受到海内外读者的热烈欢迎，销数很快达到10万份。

同年6月7日，邹韬奋与救国会留港代表茅盾、长江、金仲华等9人联合发表了《我们对于国事的态度和主张》一文，进一步表达了要求进行民主政治改革的强烈愿望。

邹韬奋还经常以撰稿人身份，在《保卫中国大同盟》英文半月刊和救国会同仁所办的《救国丛书》上发表文章，陈述自己的政治观点。此外，他还根据亲身的经历和感受，撰写出长篇史料《抗战以来》，意在以光明磊落的公开言行，为着中国政治的光明前途，为着中国抗战救国的光明前途，“唤起国人对于政治改革的认识和努力”。

1941年12月25日，香港沦陷，邹韬奋只得再度流亡。在中共的帮助下，邹韬奋前往东江、苏北抗日根据地。他悉心考察了抗日根据地的状况，参观、访问了许多学校，并和当地军民一起劳动。他说：“过去十年来从事民主运动，只是隔靴搔痒，今天才在实际中看到了真正的民主政治。”

1942年秘密赴广东游击区，并于1月辗转来到苏北抗日民主根据地。3月，邹韬奋不幸查出罹患耳癌，被迫回上海就医。他忍受耳癌袭来的刻骨疼痛，伏在床上，赶写了《患难余生记》一书（未完成）和《对国事的呼吁》一文。

弥留之际，邹韬奋口授遗嘱，郑重提出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申请：“请中国共产党中央严格审查我一生奋斗历史。如其合格，请追认入党。”

1944年7月24日，邹韬奋在上海病逝，享年48岁。

1944年9月28日，中共中央追认他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对其一生及其从事的事业给予高度评价。

他主编《生活》周刊，创办生活书店和著名的三联书店，在20世纪30~40年代的中国影响很大。邹韬奋在办刊物的过程中，注重联系群众。7年里，《生活》周刊从一个不起眼的小刊物，一跃发展成为“风行海内外，深入穷乡僻壤的有着很大影响的刊物”；发行量最高达到15.5万份，“创造了当时期刊发行的新纪录”。《生活》周刊自邹韬奋接办的那一天起，就敢于同黑恶势力作斗争，力图“求有裨益于社会上的一般人”，久而久之，它渐渐变为“主持正义的舆论机关”，因而，邹韬奋为黑暗势力所不容。

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全国抗战爆发后获释，邹韬奋在上海创办《抗战》日刊。上海沦陷后，他转至武汉，继续主编《抗战》。武汉沦陷后，他到重庆创办和主编《全民抗战》。1941年2月，他辞去国民参议员职务，出走香港，并恢复《大众生活》周刊。

邹韬奋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回国后，他在上海创办了《大众生活》周刊，曾旗帜鲜明地支持一二·九学生的爱国运动。期间，担任上海各界救国会与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的领导工作。民国三十五年（1936年）11月，因积极宣传抗日，他同救国会的其他领袖沈钧儒等被国民党当局逮捕，成为著名的救国会七君子之一。

抗战爆发后，他利用国民参政员的身份，反对和揭露国民党反动当局消极抗日的种种倒行逆施和专制暴行，还多次向中国共产党提出入党要求。

出版、读书界中人说，韬奋一生办刊物、办报纸、办书店，他提倡和身体力行的主旨是“竭诚为读者服务”，那种报务精神便是韬奋精神。新闻界人士认为，韬奋的文章从来不畏权势，勇于一贯地讲真话，他批评时弊不怕得罪人，力主言论自由的精神就是韬奋精神。政论家认为，韬奋之所以在舆论界独树一帜，是他在抗战前国民党对日本妥协时期，他不避个人安危，力主抗日，在抗战以后，他所办的刊物和书店，一直高举着抗日的大旗，他的爱国思想正是韬奋精神。同时，他从事的事业遭受着无数次的挫折，他依然百折不挠，始终坚守着他的信念。反动派将他办的刊物一个个封闭，他一个个重新建立。他一直到停止呼吸时仍为他的理想而奋斗不息。这种为真理而战斗不屈的精神，同样是我们要永远学习和汲取的韬奋精神。

邹韬奋无疑是中国近代重要的记者和出版家，一生抱着追求真理、追求光明的执著信念，为了祖国和人民的伟大事业鞠躬尽瘁，贡献了自己毕生的精力。全国解放前夕中共中央做出的关于三联书店的指示时，便高度评价了邹韬奋的工作，并肯定说：“三联书店与新华书店一样是党领导之下的书店。

中共中央：韬奋先生20余年为救国运动、为民主政治、为文化事业，奋斗不息，虽坐监流亡，决不屈于强暴，决不改变主张，直至最后一息，犹殷殷以祖国人民为念，其精神将长在人间，其著作将永垂不朽。（1944年9月28日唁电）

时任中共中央代表和南方局书记、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周恩来：要好好学习邹韬奋办《生活》的作风，通俗易懂，精辟动人，讲人民大众想讲的，这就是方针。“邹韬奋同志经历的道路是中国知识分子走向进步、走向革命的道路。”

中共领袖毛泽东 ：热爱人民，真诚地为人民服务，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就是邹韬奋先生的精神，这就是他之所以感动人的地方。”（1944年11月15日题词）

周恩来和夫人邓颖超：忧时从不后人，办文化机关，组救国团体，力争民主，痛掊独裁，哪怕冤狱摧残，宵小枉徒劳，更显先生正气；历史终须前进，开国事会议，建联合政权，准备反攻，驱除日寇，正待吾曹努力，哲人今竟逝，倍令后死神伤。（挽邹韬奋联）

时任八路军总司令朱德：爱国志士，民主先锋。（挽邹韬奋联）

学者郭沫若：“你并没有离开我们，你还活着，你还活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每一个青年的心里，千千万万人民大众的心里。你是活着的，永远活着的，从中国历史上，从我们人民的心目中，谁能够把邹韬奋的存在灭掉呢？”（在邹韬奋的追悼会上演讲）

来源：

韬奋是他主编《生活》周刊时所用的笔名。他曾对好友说：“韬是韬光养晦的韬，奋是奋斗的奋。一面要韬光养晦，一面要奋斗。”他之所以选用这个笔名，意在自勉延志，“这就是他改名的意义。”

邹韬奋曾与著名教育家、被誉为“中国的圣雄甘地”的厉麟似一同并肩，参与和领导中国的抗日救亡运动，两家为世交。作为文化界知名人士，二人1935年12月同被推举为上海文化界救国会执行委员，为团结文化界抗日力量作出了贡献。

邹韬奋与著名爱国民主人士、被誉为“民主人士左派的旗帜”的沈钧儒是故旧，情谊深厚。二人曾一同发起成立统一建国同志会、上海文化界救国会、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等抗日救亡组织，为中国的抗日救亡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邹韬奋在遗嘱中表达了入党意愿。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7月24日，邹韬奋去世。同年9月28日由周恩来亲自修改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致邹韬奋家属的唁电发出。唁电表示接受邹韬奋的临终请求，追认其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并充分肯定了他的功绩：“韬奋先生二十余年为救国运动，为民主政治，为文化事业，奋斗不息。虽坐监流亡，决不屈于强暴，决不改变主张，直到最后一息。犹殷殷以祖国人民为念，其精神将长在人间，其著作将永垂不朽。”

1985年11月5日我国发行了《J122 邹韬奋诞生九十周年》纪念邮票一套两枚，纪念邹韬奋先生。

邹韬奋故居位于万宜坊（重庆南路205弄）54号。民国19—25年（1930—1936年），邹韬奋寓居于此。1956年经周恩来总理批准，在上海重庆南路万宜坊53号建立了“韬奋纪念馆”。1959年5月26日和1977年12月7日，两次公布为市文物保护单位。

邹韬奋大桥位于广东省梅州市梅县区，总投资9,344万元，项目全线按双向四车道平原微丘区二级公路标准建设，路基宽20米，桥梁总宽20米，路面宽16.5米，设计速度40公里/小时，路线全长0.696公里（桥梁长477米）。

1985年11月，江西省鹰潭市余江县县城中心建立邹韬奋的全身塑像。

以邹韬奋的名字命名的中国韬奋出版奖是目前我国出版界最高的奖项。以他名字命名的另一奖项“韬奋新闻奖”是中国新闻界的最高奖项，2005年与“范长江新闻奖”合并为“长江韬奋奖”用以表彰全国的优秀先进新闻工作者。

2024年7月24日，为深切缅怀韬奋先生，传承弘扬韬奋精神，出版界教育界纪念邹韬奋同志逝世80周年大会在华东政法大学长宁校区举行，“韬奋新闻传播学院”“韬奋新闻出版研究中心”在会上揭牌成立。